当晚期肺癌父亲被宣布治疗意义不大时，考虑到落叶归根，杨平将父亲带回了位于三线城市的老家，并住医院的肿瘤科病房。当时父亲已无法行走，插着尿管，时常会饱受疼痛折磨，这些问题在家无法处理。
入院一个月左右，医院控费压力，父亲不得不出院，有医生好心建议说“过段时间再回来”，但考虑到不再折腾，转医院，也在那里，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杨平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直到现在，他并不知晓安宁疗护，在父亲治疗期间，医生们也未提及是否有相关服务。
同样有经历过家人癌症去世的小梁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他们也未曾听过相关的安宁疗护。“我的父亲生前是一名肺癌患者，住院治疗中因出现并发症，走得比较突然。”
死亡是每个人终究无法逃脱的生理结局，如何让每一位在痛苦中等待死亡的终末期病患实现生命尊严，安宁疗护提供了一种解决途径。安宁疗护的产生，不仅是社会需求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同时也是现代医学模式改变的重要体现。
截至目前，中国设有安宁疗护科的医疗机构有四千多家，但在中国每年死亡人数上千万（逾两百万肿瘤患者）面前，这样的数量显得有些杯水车薪。当前安宁疗护学科的开展，仍存在很多掣肘，比如安宁疗护观念的不普及、安宁疗护科运营压力大，难以吸引优秀人才加入等。
伴随着不断加剧的人口老龄化，中国将迎来以老年人为主体的人口死亡高峰。死亡已不只关乎个体生死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话题，在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对如何应对死亡，给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
痛苦中离世
安宁疗护旨在帮助患者在生命末期“好好地活”，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去，实现了对患者的生命质量和尊严的保护。
一篇年发表于《北京社会科学》的研究，利用－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微观层面老年人死亡质量的现状，结果显示:接近四成的老年人在痛苦中离世，超过八成的老年人临终前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接近九成的老年人临终前由家庭成员而非专业人士提供照料。
随着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中国人口死亡数持续上升，年已达到万人。
清华大学医院疼痛科主任，安宁疗护团队负责人路桂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万人中，有机会接触到安宁疗护的人只有7%左右。
安宁疗护最早由英国学者DameCicelySqunders在年首次提出。我国的临终关怀(安宁疗护)服务体系建设最早可追溯至年，这一年天津医学院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研究机构。此后的年，李嘉诚基金会捐资在中国内地启动了“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推动临终关怀服务从理论探讨向临床实践转化。
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发布了《关于开展安宁疗护工作的意见》，这是我国首个针对安宁疗护工作的指导性文件，该文件从政策层面提出了开展安宁疗护工作的基本原则、服务内容、机构建设等方面的要求。为稳步推进安宁疗护在全国的健康发展，年起，国家卫健委先后开展了三批安宁疗护试点。
截至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达到2.8亿。
根据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及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年末，全国设有临终关怀（安宁疗护）科的医疗卫生机构个，而且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较快、交通便利和国际交往频繁的地区，如上海、北京、天津等。
安宁疗护学科发展缓慢背后，安宁疗护的观念还未普及开来。
“一些文化对于死亡的呈现，往往是以恐怖或者惩罚的形式出现，这反而加重了人们的焦虑。”路桂军说，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不轻易讨论死亡话题，死亡的话题没有完全被打开。比如说我是一个临终患者，问我的家属，是不是不行了，是该治还是不该治，该去哪儿，通常情况下，家人会说能治的，医院。这样一来，安宁疗护的话题被绕开，患者也没有机会接触安宁疗护。
即便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