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晚期肺癌患者几乎都无法活过一年，近几年，抗癌武器越来越多，包括化疗、标靶药物、免疫疗法，大部分晚期患者都能够存活一年以上。全球每年新增肺癌患者，确诊时逾半癌友都已至晚期。
一成患者仅能使用化疗；许多患者一听化疗，就觉得头皮发麻，心生畏惧，事实上，目前化疗药物精进不少，副作用小，疗效更好，无须担心。临床观察，约有一成肺癌患者无法使用标靶药物、免疫疗法，仅剩化疗可用，这些没有特定基因变异，所以无法使用标靶药物，在免疫生物标志的表现量又低，所以仅能使用化疗。
基因变异用靶向有效率高，对于大部分晚期肺癌，化疗绝非首选，基因如有突变、免疫生物标志表现量超过50%，就会依情况使用标靶药物或免疫药物。如果靶向药物产生抗药性，这时才会考虑化疗，或使用第三代标靶药物。
仅能使用化疗的晚期肺癌患者处境较差，除了用药没得选之外，连治疗反应率也较差，仅约两成；如果适用免疫疗法，则有效率达四成五；要是基因变异，使用靶向药物，则有效率更可超过六成。
针对晚期肺癌病人用药，三大评估指标，分别为精准的检测报告、病人生理状况（能否承受化疗副作用）以及经济状况，如果经济许可，可以考虑自费第一线使用免疫药物。
IPASS是以亚洲、非吸烟、肺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是全球第一个研究证实，带有EGFR突变的肺癌病人，使用标靶药吉非替尼（Gefitinib），效果比化疗组合卡铂／紫杉醇优胜。吉非替尼因此成为一线治疗，改写了肺癌治疗的历史。
现在确诊晚期肺癌病人，首先要接受基因测试，才决定治疗方案。为病人检测最常见两种驱动癌基因：EGFR及ALK。以亚洲人常见的EGFR突变为例，标靶药物已推出至第三代，（第四代正在临床）有第一代的吉非替尼（Gefitinib）和厄洛替尼（Erlotinib）、第二代的阿法替尼（Afatinib），以及第三代的奥希替尼（Osimertinib）。第二代的药效较第一代强，但相对毒性亦高，所以会建议用于较年轻病人，老弱病人则用第一代。当服用第一代药物一段时间后出现TM基因变异，就可转用第三代药物。
另一常见驱动癌基因ALK，亦有3种靶向药，克唑替尼（Crizotinib）是一线标准疗法，当病人出现抗药性，医生应该考虑使用新药艾乐替尼（Alectinib）。国际研究比较两药用于一线治疗的功效，显示使用艾乐替尼的无恶化存活期为34.8个月，较克唑替尼的11个月长。
没有驱动癌基因可用免疫治疗或化疗若病人找到上述两种驱动癌基因，治疗选择较多；但至于其他不常见的基因，检测与否仍然存有争议。因为不常见，为所有肺癌病人做检测似乎不合乎成本效益，他建议确诊肺腺癌病人，若找不到EGFR及ALK，才考虑检测其他5种不常见的驱动癌基因：包括ROS1、BRAF、HER2、RET、MET。
如果找到EGFR及ALK，第一线治疗是靶向药；若是找到其他不常见的基因，就有不同考虑，目前只有针对BRAF和ROS1的靶向药获FDA审批，其他的仍在研究实验阶段。如果找不到任何驱动癌基因，或没有适合靶向药物，病人过去唯有选择化疗，但现在免疫治疗出现，病人又有新选择。免疫治疗是针对PD-1/PD-L1系统，病人要先检测体内PD-1/PD-L1水平，水平愈高，免疫治疗效果愈好。
七成肺癌病人的PD-L1水平高于1%，目前研究建议，PD-L1若高于50%，可以先用单一免疫治疗；在1%至49%，应同时接受化疗和免疫治疗；而PD-L1是0%的病人，则选择化疗。
免疫疗法费用高、免疫药物过于昂贵，如果作为第一线药物，须更加谨慎。目前仅有两个免疫疗法药物可用于第一线，其中一个药物无须考虑生物标志表现量，但须加上化疗、血管新增抑制剂，每月药费惊人，绝非一般家庭所能负担。越来越多研究证实，即使表现量低，接受免疫药物也有不错的疗效。此外，免疫疗法目前用在晚期肺癌的第二线治疗，此时身体状况较差，也不适合做切片。
